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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临夏诞生全国首家私人银行

金融行业即便在今天,也带着它特有的神秘色彩。然而,在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却有人掀开它神秘的面纱,提出许多别人不敢想的观点。这人就是张忠山,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金融专家。

1979年,他针对“储蓄是老虎、储蓄无用”等观点,在金融刊物上发文进行商榷,开全国之先河。

1980年,他在全国率先提出成立城市信用社和城镇合作银行。

1990年,他率先提出“信贷资金二元供给”,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四年后,又对城市合作金融的发展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讲述人张忠山著名金融学家原甘肃省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今天,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张忠山参与的另一件事。这就是1984年,他对临夏出现的全国首个私人银行所作的调查。

1984年6月,临夏,一个打着“便民银行”旗号的私人金融机构,悄然出现了。后来,它被人们视为全国首家私人银行。一石激起千层浪,创新者将它称之为“金融个体户”,保守者对此大加贬斥。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指派他做一次调查,看看真实情形到底如何?他的调查结果,不仅决定私人银行的生存,也将决定私人能否从事金融业务。

今天,就让我聆听张忠山讲述这段往事。

29年前,全国首家私人银行在临夏悄然出现

此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五六年了,虽然是整体的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但人们对市场经济有了特别的响应。

我是1984年的七八月份,知道的临夏私人银行。我兴奋得很,这是我一直关注的方向。早在1980年时,我就在西北五省区城市集体经济理论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成立城市信用社及城镇合作银行,统一办理城镇集体企业的存、放、汇业务,用集体的钱办集体的事,为集体经济的发展调节供应资金。这一提法,在当时很轰动,大会代表给我鼓了两次掌,这是个新观点。1981年,《中国金融》第八期刊登了我写的《大力扶持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一文,时任省长的李登瀛,非常重视,专门做了批示。

全国金融机构多样化研讨会(资料图片由记者翻拍)

出现了“便民银行”,这好啊!正是我想的。有了样板,就可以深入了解了。我带了两个同志下去调查,有了不少发现,临夏,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群众的经商的意识强。

临夏要发展民族经济,可缺乏资金。同时,经商的多了,对资本的需求就很大了。但老百姓贷款,却非常难,要比现在难得多。尤其是,向大银行申请贷款,很难的!难度在哪里呢?首先,银行的观念比较模糊。他们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首先考虑的是,你搞的这个姓社呢还是姓资呢?观点还在转变中,对个体经济,不太喜欢,不太支持。

个体经济户们怎么办呢?只有自己想办法,相互之间,帮忙借钱,周转应急。可是,这样一来,就有了问题,时间跟不上,大家凑钱,周期就比较长。

于是,就出现了便民银行。在1984年的6月份,就有了马占良便民银行。9月间,又有了喇依礼信贷部。这两家民间金融机构出现后,人们众说纷纭。临夏州人民银行知道后,持观望态度,既不说反对,也不说支持。但是临夏州州委、政府对这一新生事物是非常支持的。

省人民银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金融研究所,我就带着人下去考察。下去时,已经是七八月份了。初步调查,的确觉得这可算是一声惊雷。

那家便民银行设在一个小市场里,一间房子上挂着牌子,写着“马占良便民银行”。推门进去是柜台,有人在服务。一切在摸索中,私人银行、个体银行、股份制银行这些称呼都不敢叫,就叫便民银行。便民,不是资本主义,是为群众服务的。我后来,在论文中称其为个体金融户。马占良便民银行就是全国第一个个体金融户。

的确很好,用钱不过夜,拥护的人不少。毕竟是新鲜事物,个体户们今晚给银行一说,明早就能把钱拿上。

“三不”政策悄然传达,摸着石头过河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我们就准备回去。此时,我们金融理论研究还很朴素,没有那么多的稀奇观点。

回来后,向分行党组汇报。我们写了报告,这么概括的:临夏自古商贸发达,人们历史上就有经商的意识,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这一阶段的新事物。

专家们在召开金融专题座谈会

行长刘纪元,是老干部,也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思想解放,看问题深远。汇报完了,他给我说,这是个新鲜事物,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我看这是个好事情,既能给个体户解决资金困难,又能打击高利贷活动。

但这事,不是省分行能决定的。咋办呢?给总行写报告。结果,总行也吃不准,又向上级汇报。最后,总行采取的措施是“三不”原则“不表态、不登报、不支持”,这就放下了。摸着石头过河,走走看看吧。

我还不死心,写了两篇文章。主要的想法是,我们要支持小商品经济发展,国家的资金不足,要把民间资金吸引到正规的渠道上,好好引导他们,更要加强监管,必要时派员管理。

自然,总行的这个态度也被临夏州人民银行传了出去。可惜,好事多磨。没多久,出了事。出了啥事呢?信贷部被人砸了。我们听到的消息是,当地群众一晚上,把信贷部的窗户、柜台给砸了。

私人银行是我们一直关注的新鲜事物。自然,也有些着急,好事不能让弄坏了。咋办,分行决定让我们下去蹲点,扎实了解私人银行的实际情况。我就和所里一位老领导丁文翔,一起下去了。

这次蹲点扎实,一下去就是大半年。我们全方位地对这种萌芽状态的新鲜事物进行了调查。我们终于发现,老百姓砸信贷部,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解放,而是另有缘故——利息的问题。

成立不要利息的银行,甘肃大胆走出了一步

蹲点回来,我们将掌握的情况向省分行刘行长做了汇报。这时,我省的金融改革算是在全国迈出了领先的一步。我们的一致想法,这个先行一步的地位不能丢。

我们和临夏民族商场的沙云青、州人民银行的几位朋友商议能不能成立一个民间银行,可以不叫银行,叫融资公司。这样,既能促进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能凝聚起民间的闲散资本,还可以打击高利贷活动,一举两得。

1980年,率先提出成立城镇合作银行,这是当年的会议简报。

可是,当时融资公司的审批权限,并不在省分行。但省分行的刘行长依旧冒着风险,同意了成立融资公司,先干起来再说。

于是,一家以融资公司为名,实则不要利息的银行就在临夏成立了。这又在全国开了先河。熟悉我的人都说,张忠山那老小子,胆够大的。

这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我家在黑龙江的克山县,小时候家里穷得很,给人家放养牲畜,挣点饭钱,上学时,陪地主家孩子当书童学了点知识。解放后,我们家的生活才好了,才有了机会上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虽是家中独子,但还是义无反顾报名当兵了。后来,考入了东北财经学院,毕业后到财政部,1961年初,来到甘肃。真正和自己喜欢的金融接触,是到了改革开放后。

我不愿意把自己付出的心血白白浪费掉,必要的冒险精神还是要有的。这也是我敢于率先提出诸多新观点的动力。

融资公司成立了。此时,已经是1986年初。省人民银行的赵春生副行长宣读了省分行的批文,刘纪元行长、喇敏智州长讲话。甘肃金融探索改革到了这时候,算是领先了全国一步。

1987年8月,全国金融机构多样化研讨会就在临夏举行。会议声势很大。正在青海考察的费孝通,听说有这个会,也专程前来参加。还有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人民银行总行的赵海宽所长、《金融时报》领导吴晓灵,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专家。专家实地了解了情况,对这种新的金融形式给予足够的关注。

全国很多地方的人士都到临夏来取经。其中,就有宁夏回族自治区。他们学习后,也创办了不要利息的银行,听说他们那个不要利息的银行现在还有。这下,甘肃金融改革在全国叫响了。

1961年,初到甘肃的张忠山

在改革开放之初,金融业还是“一个半所有制”,即属于全国性质的各个专业银行和属于集体性质的乡村信用社,甚至于有些地方的既是大集体,又是小全民。这种状况,当然是不利于多层次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专家们对我提出的观点给予支持,建立什么性质的银行机构,实行什么样的融资方式,就应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只要是当地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还有群众愿意接受就可以办。

这次会议后,金融改革才慢慢开始,融资服务逐渐多了起来。后来,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再次专程到临夏了解情况。那次,是我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董兆祥及兰大的两位教授陪同费老下去的。

费老,说话务实而开朗,尤其喜欢吃羊肉,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干了件大好事。如今,算算我已年过八旬,费老也去世多年了。真是,往事不可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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