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究(考研究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考研究，考研究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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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语言资源快讯

史有为

先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日本明海大学教授（退休时获授名誉教授），同时受聘为南昌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汉语外来词，汉语二语教学。

汉语外来词研究七十年

——兼忆先期借词考源研究

史有为

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汉语外来词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前后两期。每期又可分上下两阶段。前期以学科初创为特点；后期以学科复元与兴盛为特点。

本文特意回忆20世纪上半叶的汉语外来词研究先期探索，以利于理解70年研究之路。

关键词：

汉语；外来词；借词；70年；历史

一、先期铺垫掠影（1949年之前）

外来词，早先意译英语称为“借词”，或借用日语称为“外来语”。此外还有多种称呼。本文为讨论方便一概称之为“外来词”。

1.作为史地学科的附属研究。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即1949年前，汉语中的借词/外来词就被国外史地学、博物学、考古学学者所关注。他们大都治西域史、中亚史、敦煌学、南海史、元蒙史以及中西交通史，有的还兼考古探险。为了地域史本体的研究，不得不考证某些影响文化解读的关键借词/外来词。他们中国内较为熟悉的有：瑞典人多桑（A. C. M. D’ohsson，1780～1855或1779～1851），法国人费赖之（L. A. Pfister，1833～1891）、沙畹（E. Chavannes，1865～1918）、烈维/列维/李维（S. Levi，1863～1935）、费瑯（G. Ferrand，1864～1935）、伯希和（P. Pellio，1878～1945）、马伯乐/马司帛洛（H. Maspero，1883～1945）、鄂卢梭（L. Aurouseau，1888～1929）、谢阁兰（V. Segalen）和布哇（L. Bouvat），丹麦人汤姆森（V. L. P. Thomsen，1842～1927），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 A. Stein，1862～1943），美籍德国人劳费尔（B. Laufer，1874～1934），日本人白鸟库吉（1865～1942）和羽田亨（1882～1955），等等。

上述学者中有人掠夺过我国的文物，但不能否认他们曾为学术做出过贡献。他们的许多著述被我国著名学者冯承钧（1887～1946）翻译介绍到中国，推动了史地文化的研究，如多桑的《蒙古史》，沙畹、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费瑯的《苏门答剌古国考》和《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伯希和的《吐火罗语考》《交广印度两道考》《支那名称之起源》《中国载籍中之梵衍那》《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库车阿克苏乌什之古名》《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和《塞语中之若干西域地名》，马伯乐的《占婆史》，谢阁兰的《中国西部考古记》，布哇的《帖木儿帝国》。这些冯译最初集成《西北史地丛书·西北史地著译集》（1934），后增加南海部分，集成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共九编（1956～1958）。此外，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的中译、白鸟库吉的《匈奴民族考》和羽田亨的《元朝驿传杂考》《西域文化史》等传入，其贡献均不可磨灭。

冯承钧还自撰史地考释多种，如《诸蕃志校注》《瀛涯胜览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唐代华化蕃胡考》《再说龟兹白姓》《景教碑考》和《中国南洋交通史》，并编成《西域史地释名》。在外来词学科先期铺垫上，冯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开山巨擘。

另一位是史地学家张星烺（1889～1951），他以十几年不懈之功，从包括十几种学科的274种中国书籍和42种欧美诸国书籍中撷录史地博物文化等资料，考证阐述，编成100余万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人所景仰。

他们合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促进了中国史地同行的研究。

在此期间，中外之间一直存在学术互动，如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罗振玉、王国维等出示敦煌珍本，引起中国学界注意；而罗振玉、王国维等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对西域、敦煌的深入研究，也引起西方重视，伯希和就在其《中国艺术和考古新视野》中向欧洲介绍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成果。

又如斯坦因赴新疆、甘肃探险考古，得汉、晋木简千余枚，沙畹为之初步整理，并以手校本寄奉罗振玉、王国维，促进了后者的研究。罗、王二位即在此基础上合作整理，补入自己所有，编成著名的《流沙坠简》（1914，校正版1934）。

又如沙畹与伯希和发表《中国发现的摩尼教经典》（1911/1913），促使王国维写作《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21），增补了十多则新资料；又促使陈垣写作《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再次补入新资料，并点校了摩尼教残经。

国内外史地学者的研究目的虽是为史地学科，却奉献了一个个语词研究题，探究了其译名与语源。例如《经世大典·站赤一》中的“脱脱禾孙”，沙畹曾认为与Todotkhaktch（义为“说明者”）同源，白鸟库吉以为是Toqtora（义为“定”或“止”）+词尾sun，羽田亨根据其职责（对使臣或押运人“辨诘奸伪”），认为Todotra即“使之明了”+词尾sun。

国内史学家与文化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约计15种。如陈垣对西域人华化的考证（1923），冯承钧对唐代华化蕃胡的考证（1930），冯家昇对“契丹”名号的考释（1931）和对“匈奴”族名及其文化的考证（1937），郭沫若对十二岁名与西方十二宫间语言关系的试探（1929/1931），韩儒林对突厥官号的研究（1940），徐复的“阏氏”读音考（1945），岑仲勉对“突厥”族与“冒顿”之语源及其音读的探查（1945），均涉及人地名借词。其他还有跨学科的文化学兼语言学家，如季羡林对“浮屠”与借词“佛”的先后以及语源的考释（1947）。

2.旨趣于新名词或翻译学的研究。在西语译名以及日源汉字词引进潮的刺激下，很早就出现新名词或译名的探讨，但断断续续，并限于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并没有学科性的外来词研究。着眼于新词语的，如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周起予《新名词训纂》（1918）。着眼于翻译学的，如胡以鲁《论译名》（1914），张振民《译名》（1915），林语堂《关于译名统一的提议》（1924），王了一《论汉译地名人名的标准》（1939）与董同龢《论外国地人名的音译》（1947）。着眼于日源汉字词引进的，有由汪向荣、叶澜编写的《新尔雅》（1903），以“尔雅”式百科工具书出现，实际引进科学新概念、新术语，同时介绍了日源汉字词。此书引领新词语之潮，影响极大。1931年之后，有9种可参考的著述，如余又孙谈日译学术名词之文（1935、1936）。胡行之的《外来语词典》（1936）则是中国第一部此类成果。该书从名称到内容，受日本影响，所收半是音译，半是意译，夹七杂八，对外来语之内涵不甚了了，可见缺乏研究与理论。

3.语言学家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尝试。文化人类学（人类文化学）是语言学的近邻，广义地说可以包括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李方桂是中国的民族语言研究拓荒者。自1929年回国后，先后在广西、贵州、云南从事田野调查，描写壮族的龙州话和武鸣话以及其他民族语，发表多部专著，如《龙州土语》和《武鸣土语》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方桂迁居西南，其间到贵州调查侗水语、苗瑶语，到四川调查嘉戎语，并关注到同源词与借词的区分问题，写出《台语中的古汉语借词》（1945），并对汉语地名中借自民族语的成分给予了关注。在此期间李先生还培养了多位著名语言学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大批学者避战祸于西南，面对云南等地无比丰富的民族语、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的资源，许多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相继投入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的调查，开辟新的科研领域，并积累了大量资料。如高华年《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1943），是中国语言学家自近代以来的首例，具有标杆意义。但汉语借自民族语的词汇研究，此时尚未见到。

4.小结。以上可见，此阶段的汉语借词/外来词考证基本上还是史地博物学科的附庸，是该学科精细化的一个工具。从语言研究本身看，也仅作为探寻新词语的源头，注重的是翻译与引进，并无独立的学科地位。虽然如此，其成果仍为此后外来词的语言学研究做了必要而重要的铺垫。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史地博物学家、文化学者和语言学先驱，不应忽视他们在语言交流、借词溯源与考源方法上的贡献。

二、前期：学科初创曲折（1949~1976）

（ 一）前期（上）：学科初创（1949～1965，约17年）

1.学科酝酿背景

（1）学术背景：

本阶段约17年（1949～1965）。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而战事未停，大陆全部解放已是翌年。之前的3方面研究或尝试应是本阶段的基础。抗战期间，语言学家如罗常培、袁家骅、杨时逢等，李方桂及其弟子董同龢、张琨、周法高、马学良、傅懋勣、邢公畹、高华年等，他们在云南等地开展汉语方言和民族语的调查，发现并研究语言中许多有趣的文化和语言交流的现象，营养了中国语言学研究，其影响延及1949年以后。

（2）社会背景：

5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三个方面的努力：其一是统一国家，稳定社会。其二是发展经济，复兴文化，振兴中国。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和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就是两个明确的信号。其三是保卫国家，防备侵略。本阶段的抗美援朝，各项政治运动，以及文化教育计划，都是这三项努力的具体体现。

在以上两个背景下观察或回顾本阶段的借词/外来词研究，对外来词这么个小课题，却何以能引起语言学界重视，将会有新的必然性认识。

2. 三种视角下的外来词研究

（1）文化学视角：

首开研究先例的是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该书并非突然降临，是罗先生抗战期间在云南积累大量田野调查资料的成果。他先后对拉马语和民家语（均为白语）、摆夷语（台/傣语）、纳西语、俅语（独龙语）、浪速语（景颇族之支系所用）、栗粟/傈僳语以及孟高棉语等进行过语言与文化的调查，并发表相应的研究成果。这本书是在此基础上的一个集成，开启了新中国时期语言学的一个窗口。该书论述的方面很多，其中从语言或民族接触角度，对词汇“借贷”现象进行了具体而有趣的阐述，从而揭开了史地学科为何如此重视借词/外来词的谜底，为中国语言学打开了借词/外来词的双向大门。这应该是汉语与外族语词汇相互借贷的开山之作。但是由于多个政治运动陆续展开，这一视角的研究，之后他未能再进一步拓展。同时，历史学家岑仲勉在史学领域呼应着文化视角的外来词研究，以《楚辞注要翻案的有几十条——楚辞中的古突厥语》（1951）震惊了语言学界。

（2）规范化视角：

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是外来词规范化的启动点。其实早在1951年，周华松《统一译名和拉丁化》就表达了规范化的诉求。接着，陆志韦《外国语人地名译音统一问题》（1953）、钟兆琥《外来学术名词应在什么原则上统一起来》（1953），都呼吁音译等方面需要规范化。规范化会议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基层的诉求。

会议之后，《光明日报》编辑部《关于化学名词问题的讨论》（1956），沈同《学术名词的统一和学术名词的拉丁化》（1956），许宜蔚《公制度量衡名称的汉语化》（1957），地名译音委员会《地名翻译原则草案四种》（1959），刘泽先《科技术语分歧情况的一个调查报告》（1963），表达了最受关注的科技用语的讨论与成果。

外来词规范化是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的写作起因。该书以此切入外来词的多个方面，并提出外来词规范的“三一原则”与“二并原则”。前者即一词一音一字，以通行、语音对应、字形简易、历史悠久、兼顾表意、合乎汉语构词法等6条原则来达致三一；后者为：词义分化则“异形并存”，固有词同义但风格各异则“异格并用”。这是当时规范化的夺目之作。

（3）语言学视角

外来词作为一门学科，应包括：对象和来源（含语源和时间），功能与类型，以及学科理论与术语、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甲、在对象与来源方面：外来词应不应该存在，哪些词是外来词，又来自哪种语言，源词形式是什么，是本学科的基础课题。例如，外来词在汉语中的合理性的探讨，有刘泽先《汉语不能容纳外来语吗？》（1957）；较早涉及语源研究的，有蔡美彪《汉语里的蒙古语》（1951），罗其精《浅谈汉语外来词“葡萄”的形成及其源出》（1955）。

来自日语的汉字词是一个敏感议题。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1958）主张日源汉字词是一种借词，而另一些学者如郑奠的《谈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1958），对这些日语词汇的身份表示怀疑。王力也在多处表示：日源汉字词使用的是汉语语素，所用的构词法也是汉语的，不应看成外来词。也有人在日源外来词的类型与数量上发生争执，比如张应德《现代汉语中能有这么多日语借词吗？》（1958），反映了由汉语构成词形的“民主”“经济”等应不应该算成外来词的争议。

至于汉语自主的意译词算不算外来词，也是各有不同看法。较早的讨论仅限于翻译类型与优劣，并不涉及外来词的归属，如王宗炎《音译和义译》（1950）。后来就开始纳入外来词范畴的对话，如周祖谟、胡裕树、孙常叙认为意译词不是借词，而张志公、岑麒祥等则认为意译词也是一种外来词。高子荣与张应德的《意译词是外来词吗？》（1958）就反映了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外来词群体的历史视角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潘允中《鸦片战争以前汉语中的借词》（1957）一文，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1959）一书，都从语言史角度做了梳理，指出外来词确是汉语词汇中重要成分，是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员。

乙、在学科理论与专用术语方面：借着规范化的东风，高名凯、刘正埮推出了《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该书第一次以“外来词”的名称指称该词汇类别，反映了中国学者的自主意识。这一术语既避免了“借词”“介词”同音的不便，又改造了从日语引进的“外来语”，使之合乎汉语“词”的系列。该书从音、义、源、术语等方面论证了外来词的界限，给定了外来词的范围：音译词（含音意兼译词和半音译半意译的混合词）、日源汉字词和字母词，明确指出意译词不是外来词；而且举出英、法、日、俄、意、西等外语与少数民族语外来词，阐明其语源问题。该书在这些方面都做了理论的阐述，堪称外来词学科奠基之作。1962 年，高名凯又发表《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与外来词》一文，第一次从语言学理论高度论证了外来词是语言发展规律的必然，是因语言内部的不足而必然出现的补足。这是第一次将外来词置于语言学理论平台上的论述。

理论的建设涉及面很多，如持平的《谈谈汉语中的外来语》（1961），周定一的《“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1962），在肯定汉语需要外来词，引进语词类型消长的语言规律等方面，都为建立学科做了贡献。但总的来说，理论建设尚嫌薄弱。

境外学者也多有成果，如美籍学者周法高的《中国语的借字》（1955），继续了罗常培的思路。此外，波兰学者赫迈莱夫斯基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的《以“葡萄”一词为例论古代汉语的借词问题》（1957）为本阶段树立了个案研究的榜样。日本学者实藤恵秀的《中国語に入つた日本語》（1958）与太田辰夫的《清代文学中的满族語言》（1963），则在不同类型上为该学科添砖加瓦。

纵观本阶段论著，语言学家的参与意识与词汇学意识开始加强，创建学科的冲动明显。许多论述的题目和内容都开始显露外来词学科的意识。可以说，外来词学科已雏形初具，创建初成。

3. 学科初创之不足

一门研究之为学科，必须放弃侧重为其他学科服务的角色，而以该研究集合所收个体或集体本身的性质、特点、构成与源流为研究目标。这才是判断其是否独立为学科的标志。考源与理论建构是学科重点，规范化仅是应用之一侧。据此观察，本阶段外来词学科虽然已经搭建，然草创而未尽如人意。目标界限已定，分析范例已具，但具体的研究方法尚待确立。1962 年后理论建构建设并未有新见，外来词研究大体停顿于1964年。按理，高名凯先生与其助手应该有第三步的规划，应该建设外来词词汇集平台，这就是词典。据刘正埮《汉语外来词词典·序言》披露：词典编纂的第一步“搜集外来词素材”于1960年启动，1962年麦永乾加入，至1964年已经搜集到超过一万余条，词典雏形已显。可惜，高先生于1965年病逝，中国又逢1966年之形势大变，只能中断。此即本阶段遗憾之一。

4. 文献整理

本阶段出版或发表的以外来词为主要或重要对象的论述共34篇，书籍7部。许多综合性的著述，许多中国学者，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场讨论，除单独论文外，大都在著述中列入外来词一节，如王力的《汉语史稿》（1958），孙常叙的《汉语词汇》（1957），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1959），包括现代汉语教材，都是如此。

（二）前期（下）：学科停滞（1966~1976，约11年）

中国大陆出现社会动荡，外来词研究暂时沉寂。在坎坷与停滞中，人们期待恢复，有志者蓄势而不易其愿。

本阶段下半场，中美、中日关系相继正常化（1971和1972），铺设着语言交流的粮草通道，预示着未来充满希望。

境外论文明确为外来词研究的仅有1篇[1]，即赵元任的《借语举例》（1970）。说明汉语世界整体上都是寂静的，对外来词研究都并未准备好，还在斟酌这个新的学科。从学科角度看，赵先生此文却大有深意，名之“借语”，不仅指外来词，还囊括外来的音、外来的句法框架，对我们扩大眼界认识汉语，开拓学科未来，大有助益。

三、后期：学科复元与兴盛

（1977~2019）

（一）后期（上）：学科复元（1977~1999，约22年）

背景概述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外交流增加，高校与研究机构恢复正常。90年代中期，计算机的使用逐渐普及到一般民众。联系全球的因特网1994年4月20日在中国开通，中国互联网网站1997年开始有了大的发展。由于这些因素，汉语显出了与世界逐渐恢复联系的特点。随着与世界的接触，包括外来词在内的新词语日益增多，已经无法忽视。许多学者都希望抓住时机，恢复久已暌违的学术。同时，80年代由上海兴起的文化语言学研究热，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

1978年后，日源词再次蜂拥进入中国大陆，再次让日源汉字词摆在人们的面前。对西学东渐以及留日和日译语汇的关注，对日源汉字词倒灌之后汉语性质的关心，弥漫在一般人们中间。多位一直从事民族语研究或语言接触研究的学人，也在前期外来词研究的鼓励下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

汉语外来词研究正是在以上几种背景下逐渐复元。

2. 本阶段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1）实证考证与理论阐述

在具 体实例考证方面，上古外来词的有闻宥《语源丛考·鸭、鴄、鹜三词次第考》（1980），张永言《“轻吕”和“乌育”》《语源探索三例》（1992），尉迟治平《“风”之谜和夷语走廊》（1995）等；中古的有胡双宝对“哥”（1989）的探源，以及徐文湛《关于“身毒”、“天竺”、“印度”等词的语源》（1996）等；近古的有张清常《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1978），照那斯图《论汉语中的蒙古语借词“胡同”》（1991），方龄贵《汉语辞书中的几个蒙古语借词》（1986）和贺阳《北京牛街地区回民话中的借词》（1990）等；近代的有季永海《论满语中的汉语借词》（1985），张嘉鼎、常瀛生、周一民和朱建颂关于北京土话中的满语词的研究（1989、1993、1994），许皓光和刘延新《汉语中的满语借词概述》（1996）等；现代的有王恩圩《源于俄语的汉语外来词》（1987），黄河清《“罗辑”译名源流考》（1994）等。在日源汉字词方面，老化学家袁翰青院士亲自撰文《我国何时开始使用“化学”一词》（1987），厘清“化学”并非日源词；还有何培忠和冯建新《中日同形词浅说》（1986），朱京伟《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辨别和整理》（1994），赵福堂《关于中日同形词的比较研究》（1983），史有为对“浪漫”（1997）以及史有为、何华珍分别对“癌”（1998）的探查。此外，还有考察个人使用外来词的研究，如倪立民《鲁迅著作中的外来词研究》（1997）。

此时，字母词已开始在社会舞台上崭露头角，并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刘涌泉最早关注到字母词（1994），之后有王吉辉《字母词语的外来词语性质分析》（1999）的跟进，都值得称道。在外来词的理论阐述方面，有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1982），还有史有为的《外来词研究之回顾与思考》（1991）。王艾录和司富珍《外来词的内部形式化倾向》（1998）启用了“内部形式”新视角，为认识外来词吹入了新风。

在这一轮热潮中，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在姚德怀的主持下，1993年创办《词库建设通讯》，广聚外来词研究热心人，汇集外来词考源新成果，助成了这一波外来词研究热潮。

（2）外来词词典的编纂

外来词词典是外来词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高名凯先生的遗愿又迅速提上日程，由刘正埮主持，麦永乾和后加入者史有为参与，重新启动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迅速揽入，于1984年出版了具有标杆意义的《汉语外来词词典》，首印数高达20万册。这是20 世纪第一部严肃的汉语外来词工具书，影响巨大。此外，王健宜、王彦良《日汉同形词辨异词典》（1995）方便了对日源汉字词的研究；刘学勋《中国现代缩略语词典》（1989）虽然中外不分，且有商业目的，学术价值不高，但毕竟是首部字母词工具书，仍可记下一笔。

顺便提及，中国台湾出版的《国语日报外来语词典》（1980），收词不多，但作为中国人的努力，也值得记载。稍后，日本出版了张一帆与塚越敏彦合编的《最新中日外来語辞典》（1999），对日源汉字词的厘清大有帮助。

（3）史地文化或翻译角度的论述

本阶段内，传统的外来词研究依然为许多学者所青睐。有关注古代西域和漠北交往的，如林干（主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下，1981），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1998）等；有关注近代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如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94）等；有从翻译角度弥补学科空白的，如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等。

（4）外来词文化性质的研究

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1991）是一部在文化语言学潮流中写成的专书，它从历时与事物、宗教等类别性质两个维度，趣味普及与考源相结合，介绍自古至今的外来词，从文化的视角助推了外来词研究。

本阶段内，史地博物学的附属性研究已不再成为热点，对规范化的关注也大大下降，外来词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接续并承继了前期的创建努力，正式恢复并成长，而且正在多方面弥补前期的不足。

顺便一提，大陆语言研究恢复活力，促使台湾学者更加关注两岸外来词现象，如朱晓云的硕士论文《中国语の中の外来语》（1986），姚荣松的《台湾现行外来语的问题》《海峡两岸新词语的比较分析》（均1992），竺家宁的《两岸外来词的翻译问题》（1997）和专著《汉语词汇学》（1999）。他们的研究促进了两岸语言和学术的交流。另外，留日学者沈国威在日本出版《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1994）和《「新爾雅」とその語彙》（1995）。日本学者荒川清秀从1987年到1998年一直在研究中日语词借贷的课题，发表了《日本漢語の中国への流入》（1998）和关于“熱帯”“回帰線”起源的研究（1987～1990）；此外还有曾根博隆《中国におけろ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1987）与中山茂《近代西洋科學用語の中日贷借对照表》（1992）。这些研究无疑对中日同形词或日源词研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3. 文献梳理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以外来词为主要或重要对象的研究，论文有119篇（含外来词92，字母词5，规范2），书籍有32部（含外来词5，规范1），工具书4部（含中国台湾1，日本1）。论文发表和书籍出版的高潮在1991～1998年。显示学科已渐复元。

（二）后期（下）：学科兴盛（2000~2019，约20年）

1.背景概述

在后期上阶段的研究铺垫下，2000 年前后起即进入研究的兴盛期。之后的20年里，中国社会的继续开放，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全面推进，全媒体的兴起，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中青年一代的蔚然成军，快速地改变着各个领域，使得外来词及其研究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网络既是引进外来词的渠道，又是传播、讨论的手段。世界的语言生态也发生了多种变化：英语越发成为世界性的交际语言，中国的英语热甚至已开始威胁到汉语文的教育。

以英文为基础的字母缩略词开始在各国大行其道。它们大都是专业用语，并成为一种特殊的国际词。字母词的大量引进是当代汉语发展的标记之一。由于书写便利，语音上异于汉语音节，在汉文中形象独特而鲜明，易于捕捉并摄入眼球，因此很容易为年轻一代所接受。虽然字母词有过度使用的问题，但作为词汇类别之一，已成为汉语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员。

由于日语翻译西方概念基本上放弃汉字意译，而采用片假名音译，于是就自断了向中国输出西方新概念的渠道；又由于中国大陆的开放，国外新信息已经与港台同步到达，引进西方新概念已经不再需要日语的中介。在此情势下，中国借用日语词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重视日本特有的服务、饮食、技艺以及日本首创的动漫娱乐等用语。

这20年里中国与国外语言学界交流更加频繁，国内已从中吸收了许多新思想、新视角、新理论与新方法。国内大学教学研究机制已经逐渐完备，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规模日益扩大，新的研究中坚力量已悄然成长。外来词各个课题在此前的铺展下已经逐渐普及，吸引更多中青年同道。

2.主要的关注点与指标性事件

（1）理论建设与学科完善

综合性论著如史有为《汉语外来词》（2000，增订本2013），曹炜《再论现代汉语外来词》（2004）和杨锡彭《汉语外来词研究》（2007）。它们为外来词学科做了更全面的理论阐述，勾画了更详细的框架。许多研究者在传统类型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掘，如王扬宗《关于清末口译与笔述译写法的初步探讨》（2003）对译述的阐发，何宛屏（2001）、胡明扬（2002）、刘涌泉（2002）和杨锡彭（2008）对字母词的论述，以及多位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开展对外来词缀（前缀或后缀）的讨论。

（2）外来词考源研究

外来词的确定、借入语种与借入时间的考订是整个学科的基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词源考证的论著，如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2000）对古代西源外来词的考证，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补正》（2005）和《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991），对近古的114条蒙语源外来词的考源，季永海《接触到融合——论满语文的衰落》（上/下）（2004/2005）对满语源外来词的梳理，黄河清对“猛犸”“苦力”和外来词缀的连续考释（2018），以及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2003），朱一凡《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的欧化路径——基于〈开明国语课本〉与苏教版〈语文〉的对比研究》（2018），徐来娣《汉俄语言接触研究》（2007）和姜雅明《源于俄语的汉语外来词研究》（2011）。日语源汉字词的考证则是另一大领域，如朱京伟2003～2013年对日源词的持续考源，尤以《〈时务报〉（1896～98）中的日语借词》系列（2012～2013）给人深刻印象；彭广陆2000～2013年对“人脉”等词多达十余次的持续考订，何华珍的《日本汉字和汉字词研究》（2004）、明治初期中日医学汉字词研究（2012）以及现代汉语日源汉字词的甄补研究（2013），沈国威2006～2011年的连续考证与《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010），谯燕、徐一平、施建军《日源新词研究》（2011），顾江萍《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2012），周刚、吴悦《二十年来新流行的日源外来词》（2003），陈力卫的日源汉字词研究与《东往东来》（2007、2019）。另有史有为《英制度量衡单位与中西日交流》（2008）对英制度量衡单位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与考证，证明现今使用的系列英制度量衡单位用语中也有汉语自主译词，《探“码”》（2016）还证明英制长度单位“码”为汉语意译而非来自日语。同时对古代地名外来词的考证也出现了新的成果，如牛汝辰《早期西域底层地名探源——“丝绸之路”民族“化石”释读》（2016）。

（3）日源词的多维度网络争论

特别要提到的是王彬彬《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1998）一文，本是非专业人士的文章，2007年却在“国际观察·论坛·天涯社区”网页引发大争论，焦点是在现代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源外来词，日源汉字词是否就是外来词，现代汉语是否离不开日源汉字词。人数众多的年轻人卷进这场带有民粹情绪的多维度争论，虽然争论中不免意气用事，不够实事求是，但从另外一面看，却是一次外来词知识的大普及。

（4）字母词研究

字母词使用的摇摆与身份的不确定，使我们很难对字母词是否归化汉语得出一个确切标准，由此也造成许多误会或争议。进入21世纪后，不少人对字母词的性质作出了描述或规范设想，如何宛屏《含有西文字母的词语在词典中的位置》（2001），胡明扬《关于外文字母词和原装外文缩略语问题》（2002）和郭熙《字母词规范设想》（2005）。但是仍然免不了出现争议，如2012年《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出版以后，就因为附有239条“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甚至上升到法律层面，如邹玉华对《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之违法与否的法律分析（2014）。这些人爱汉语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反映了当下对字母词的认识水平仍存在较大分歧。站在“汉语只能用汉字标记”的立场，必然会产生文化-心理冲突。这是继日源汉字词之后的又一种多维度冲突。

（5）工具书编纂研究

外来词工具书已经成为外来词学科成形的另一标记。其中综合类型的如黄河清的《近现代辞源》（2010）、史有为（主编）的《新华外来词词典》（2019）。这两部词典应该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同类辞书，是长期积攒并辛勤耕耘后的收割。《近现代辞源》有着许多对词源开创性的新考订。而《新华外来词词典》则突破传统规范性或描写性词典的做法，加入了知识性与研究性的功能；除正编收录主词条13300余条（另有7170余条异体词，其中主词条英源词6600余、日源词3000余、梵源词900余）之外，还附编有“字母起首词”2000条。单一类型的如刘涌泉的《字母词词典》（2001）和《汉语字母词词典》（2009）、沈孟璎的《实用字母词词典》（2002）。

日本此时也有铃木义昭与王文的《日本語から引ける中国語の外来語辞典》（2002）。

（6）生力军与新视角研究

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研究外来词的行列，尤其是出现了许多以外来词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其中不乏佳作。硕士学位论文首见于2000年。第一篇有影响的博士论文是华东师范大学钟吉娅的《汉语外源词——基于语料的研究》（2003），受到广泛关注。学位论文由于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因此值得作为标杆之一。

进入21世纪后，许多研究者还开辟了新视角与专门类型的研究。前者如从顺应论、目的论、模因论（memetics，meme，谜米）、接受学、传播学、翻译学、流通度、生态语言学视角等的研究；后者如专业角度（法律用语、化妆品等商品名称、农机具、度量衡）、特定文本或平台（词典、教材、网络等）、跨文化、用户统计、词义变动、对比视角等类型的研究，有更为实用的倾向。新视角的尝试基本上出现于西语源外来词与综合语源外来词的研究。新视角的研究多集中于期刊论文，而学位论文则表现出更全面与更慎重的倾向。此外，一般不列入外来词的意译词研究也出现了多篇论文，非常值得鼓励。这显示学界已经开始跳出传统的音译用字与词语构成等局限，而走向广视野、跨学科的研究。这一切显示学科已有很大的发展。

3.文献梳理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以外来词为主要或重要对象的研究，本阶段近20年间，一般论文有147篇（含外来词95，字母词15，新词语14，翻译9），专书与论文集有29部（含外来词8，新词语10，社会交流9），另有与外来词研究相关的著作5部；学位论文有253篇（博论40、硕论213）。学位论文高潮期为2006～2012年（参看表1。2019年学位论文尚未见公布，故缺）。按源语区分，英源词（含字母词）、日源词与综合语源外来词的论文呈鼎立之势。日源词的研究仍停留在传统项目，但已扩大到动漫、网络等新领域。新视角研究则集中于英源词。此外，俄源词与民族语源外来词的研究出现恢复迹象，显示研究已开始出现全方位的调整。

四、小结

这70年，除了中间10来年停滞外，前17年我们拜史地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研究之赐，感谢汉语规范化提供合适机会，使得汉语外来词学科得以初创，并让自创术语“外来词”立足于中国。后43年，我们拜改革开放之赐，外来词学科得以逐渐复兴并繁盛壮大。经过70年的努力，汉语外来词学科已经形成，但不足依然明显：

（1）词源是外来词学科的基础，外来词使用信息则是研究的另一个可深入领域的前提。但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过于不足。汉语中尚有许多疑似外来词缺乏考订，许多外来词的引进时间与早期书证阙如，使用数据基本上还是空白。这些都显示我们需要提倡坐冷板凳与啃硬骨头的精神。当然也显示研究者知识与能力的不平衡，提醒我们必须提高对域外文献的关注，必须有更广博的学术积累，必须改变我们的知识结构。

（2）日源汉字词与字母词，是两类相反的“准外来词”，前者与汉语纠缠，后者与外语纠缠。围绕它们的争议，让人警惕狭隘的语言观。历史已经证明，越纯的语言，就越少有人去学习，其民族也就越难壮大。汉语之所以有今天，包容宽大正是关键。新生代可能对汉语还缺乏谨慎敬畏之心，引进者则常常不加咀嚼，以博眼球为考量，造成粗糙滥用的现象。这显示了当前的规范缺失。因此，我们仍然要回归规范化，应该研究可施行的规范。

（3）我们已发表了很多论文，已开始跳出传统类型的研究而走向跨学科类型。但这些论文又不免同质性高，良莠不齐，许多新花样的背后也许隐藏着急功近利的浮躁，值得警惕。学位论文似乎也已过了高峰，说明通常类型的研究已经接近尽头，必须冷静考虑如何才能深入并持续。

2019年3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日语学院与沈国威主持的汉字文化圈近代语研究学会共同举办汉字文化圈近代新词译词国际研讨会。在该会议上，中日韩学者与研究生就汉字词在三国间的交流或流动发表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他们以查考大量史地和文献数据的个词性细致研究提供和表明了一种方向，为未来可持续研究树立了一个样板。

外来词学科虽已立足，然又尚欠深厚，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方向，需长期锤炼攻坚克难的能力与毅力。

注释：

[1]据网上报道，香港钱存训曾有《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刊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第九卷第八期），但未知其译书影响是否含有外来词内容。另网上曾载台湾张希著有《国语里外来语的研究》（1970，台北，打印稿），然再查则杳然，故未敢列入。

（参考文献从略。正文大部分例子的出版信息请参见拙作《汉语外来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编辑：司徒梁希

审读：区淑妍

责编：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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